我一直认为我的寿命只会有五十几岁，幸运一点的话也许会有七十几岁，那么到现在为止，我已经过完了生命的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
这一生，我们计划过追求多少东西，现在又实现多少，很少人静静的去回忆这一切。
我是个没有梦想的人，从小我就被这个问题困扰着，别人所描绘的宏伟蓝图我一点也不感兴趣，当然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究竟什么是蓝图，这是教育者的一种疏忽，蓝图这个词是思想灌输的一部分，却没有归纳进常识的教育范畴。
他们仍旧在起誓，为了一个不明白的词语。
熙熙攘攘中我度过了那些日子，我只能想到这个形容词，到处是喧哗和嘻闹，开怀的笑声和若隐若现的青春情结。一路走来，我们都像原子一样重组然后分解，那些构成的不同分子成了那些义无反顾的岁月回忆和那些不曾预料到会分开而如今天各一方的伙伴。
思考，显得很苍白。
我们还在奔波，为了明天的生计。那些所梦想过和追求过的，都藏在黑匣子里，只在临死前或者死后让别人去解读。那时候却早已变了味道，追悔不过是醒来时候的懒腰，可有可无。
曾经默默地看着喜欢的女生，如今成了一张盖了戳的邮票，飘到哪里就到哪里，退回到原来的地址的时候，她已经变了模样，我也已经不在，变更了地址。还有那朴素或者华丽的信封，都都牢牢地留下了你的痕迹，与我无关。
叹息，在岁月的指纹里。
我们都不再清醒，沿着既定的道路前进，忘了那些信誓旦旦的梦想蓝图，宁愿相信那是一次笔误，造成了今日篇章的平白。

　　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春节刚刚过去，令许多青年男女“怦然心动”的情人节又悄然而至。现在的年轻人对过年不感兴趣是个普遍的现象，他们觉得只能在家看电视、上网吧，睡大觉。而洋节则有意思多了，如愚人节、圣诞节、情人节都是大家热衷的节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过洋节的人也越来越多。也许有人会说，借着情人节大家热闹一下，有什么大惊小怪？对于过洋节，人们是越来越热衷，可有些人偏偏是把“情人节”变成“鲜花节”，没有西方真正的浪漫；把“愚人节”变成“伤害节”，缺少人家的幽默、大度，把“圣诞节”又成了某些人的“圣诞劫”，被商家牵着鼻子“节来节去”，节日的文化氛围变成大干快上时不我待的牟利氛围。每每洋节来临，媒体同商家一样，大炒热炒，渲染节日气氛，甚至包括中央级媒体、省级党报，这无疑说明过洋节在中国已有了相当的群众基础。纯洁美好的节日被异化到如此程度，不能不令人心生忧虑。
　　西方人如何过情人节不说，但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自己的民族文化、有自己的传统。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流，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我们邯郸学步，东施效颦、食洋文化，失去了民族文化之根，倒反而是得不偿失呢。
　　对于商家而言，抓住市场的消费热点追求效益与利润都是毋庸置疑的，但企业也要讲究社会责任感，一些商家刻意营造的恶俗‘亮点'，只能凸现这些企业社会关怀的缺失。商家为了赚钱，每逢洋节就搞得热热闹闹的，根本不理会中国文化内涵，商家的炒作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年轻人，必然贻误对后代子孙的教育。
　　优秀的外来文化我们要欢迎，腐朽的我们要抵制。对洋节，不禁止、不提倡、要引导，应是政府持有的态度。媒体应当主动承担起引导舆论的任务，尤其是作为党和政府喉舌、影响力巨大的主流媒体，它的一言一行都要为国家负责，为社会负责，为民众负责。它大量发表渲染国人过“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的文章，很容易被读者视作官方对洋节的肯定。事实上，长期以来，美国就是通过广电报刊、软件网络等途径，向第三世界灌输它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不动声色地使目标国家“西化”。 美国流行文化的传播是长久以来人们为实现全球统一而作出的一连串努力中最有效的一次行动。受过西方生活方式熏陶的外国留学生回国以后，“其威力将远远胜过派几十万军队去”。洋节在中国盛行，可谓得其所愿。
　　我们有牛郎织女七夕会鹊桥的美丽传说，比情人节的传说浪漫多了，又有民族特色，为什么我们的媒体不大张旗鼓地宣扬？如果大多数国人热衷于过洋节而冷淡传统节日（人们已感到传统节日的气氛越来越淡了），这对弘扬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并无益处。进一步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大多数国人以说外语、吃西餐、过洋节、看洋片为荣为乐，中华民族恐怕就危险了。
　　我们的社会应当是一个有责任的社会，我们的公民应当是有责任的公民。我们不能对这种误导视而不见。如今，年轻的一代普遍对传统文化缺乏了解，缺乏热情，缺乏自信，对西方文化倒有很强的亲近感，这绝不是一件好事。
　　“情人节”是一个事实存在，人们借助它来抒发一下情怀本无不可，但是如果事情做过了头，“情人节”变了味道，那可是适得其反。真希望今年西方“情人节”来临时，中国的媒体不要再铺天盖地地主动给人做宣传。

《诗经》载：十月获稻，为此舂酒。多么美好的意象，丰收的秋塬上，人们洗米备皿蒸煮酿酒，愉快地劳作着，有歌声、饮烟缭绕在旁，美好。我还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事一定是女人所为，这个富有灵性的东西一定出自女人的手：袖子高高地挽起，细长的腰间扎有围裙，秀美的脸庞上有汗水粘了细细的发丝……粗笨的男人只配去出酒糟。
一直以为这个世界太缺少情致了，酒是唯一的例外。不然，它怎么会有如此永恒又所向无敌的魅力，让古往今来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喜欢它，在欢乐的时候、悲伤的时候，无一例外地以它来助兴来释怀。
酒的妙处在蒸发，在发酵，在酶的催化。一种大米或薯类的固体物质，经过催化，变成了液体，那是原物质的另一种形式现世，是原物质的精华或灵魂现身；同样，酶的催化也使一个呆板单调的人变得有趣，有情致。你看那个姿色平平面目呆板不解风情的女人，喝了酒之后就不一样了，喝了酒之后的女人两颊绯红面目生动，两眼灼灼放光，凭空地就生出千般妩媚万种风情来；你看那个原本平庸乏味的男人，喝了酒后一扫凡俗和猥琐，或才情横溢风趣盎然或丰富深沉意味深长，酒使他涅磐和升华，酒重新创造了一个人；我们还看到因利害因天长日久的积郁而角化而不近人情的人际关系，因了酒的缘故霎时冰解，生硬僵硬变得如水一般柔和多情。
生活如铁般坚硬，绕不过去，绕不过去的我们便拿出了酒，它让我们出位却不出格。酒就是这样一种酶，点化凡俗，使生活中的沉重亦幻亦真。故还是李白说得真切：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对于这样一个奇特又美妙的东西，你会拒绝吗？端起酒杯，座中有人说他从不喝酒，并且自始至终以他全部的聪明才智耐性坚韧，抵挡和拒绝酒。说实话，我打心底可怜他。一个人从不喝酒，从来都没有享受过醉意，永远以清醒面对，他怎能承受得了？！他怎不令人同情？！
酒乃千古风流。喝酒需要好的环境好的氛围，喝酒还需要一个好的对手，否则便唐突了酒。这个世界也许任何人都可以坐在一起谈政治谈交易谈婚嫁谈恋爱，却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相对喝酒的。没有情致的人不配喝酒，否则，好端端的酒会喝砸了，煞风景：贪杯的人，见酒就走不动路的人不配喝酒，那是“酒鬼”；动不动就喝得红睁着双眼打老婆骂孩子惹事生非的人不配喝酒，那是“酒疯子”，喝了酒后没完没了地絮絮叨叨哭鼻子抹眼泪的人不配喝酒，那是“酒迂子”；喝酒整个地没感觉，好似就直接漏了下去，这样的人也不配喝酒，那叫“酒漏子”……那些喝酒时吆三喝四大呼小叫猜拳行令的，那些在酒桌上玩尽聪明才智，想方设法自己不喝专灌别人一心等着看笑话的，那些一喝酒就撒泼撒野打嗝放屁的，也不配喝酒……饮酒饮出惊天动地惊世骇俗的人的事，数千年来难以尽数。有“以天地为殿厦，以房屋为衫袍”、“一饮须一觚，五斗才解忧”，刘伶、阮籍的裸体醉歌放浪形骸一派，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李白的丰沛阳刚豪放洒脱一派，有做县令时“公田之列，足以为酒”、归隐后田园菊下对月而酌，陶渊明的高古典雅风流飘逸一派……于今却是难得一见了。酒的原意，酒的最初的张扬人性的精神，被阉割被糟蹋被萎顿被失落，坠落在人文精神日渐萎顿的世纪夕阳下，坠落在泥沙俱下的生活中。
人觅好酒，好酒又何尝不在觅人？等到那性情中人、真性情人，才是酒的知己。有个美妙的话题叫做，是谁张扬了你的酒兴？我说，一定是那有情致的人，是有情致的人张扬了你的酒兴。喜欢高仓健的一个喝酒的镜头：边远的渔村，高仓健与妇人辞别，妇人倒酒，高仓健饮酒，妇人再倒酒，高仓健再饮酒，如是者三，然后，他取过酒壶，向杯中斟满，拉过妇人的手，把杯子放在她手中，妇人双手捧杯，饮尽，无言，窗外漫天飞雪。苍凉人生，至情至性，有了酒和女人的映衬，就格外地意味深长起来。还喜欢《红楼梦》中贾宝玉的一次喝酒，旁边就有黛玉、宝钗等一干人语带机关，表面上好似什么都没有，却又都悄悄地使着那股子暗劲，说着冷酒热酒的话，这才叫世俗，才叫入味，才配拿来下酒。多少年后，再端起酒杯，已是物是人非，哪里还有那么玲珑解意的人儿来陪你喝酒？

某官员，逢宴请，酒至大醉，洗浴泡妹，夜半返巢。至家，大肠蠢蠢然，肛门欲愤张，晕晕尚知径奔厕，坐马桶甫定，曰：“开车，送吾归”；其妻闻动静，往视，其已呼呼大寐，气且急，嚼谩之“死鬼，不喝正好，一喝就醉”，侍其解衣揩屁，抛至床榻，官员似酒醒，呆直双目视其妻曰：“吾已付汝嫖银也，为何不去？”闻之，其妻嚎啕。异史氏曰：今官场之声色犬马，市场之遍地乌鸡，经妓发达，繁荣娼盛是也！悲乎，人与兽有知羞不知时，知时不知羞之别，而每至宴请官吏，嫖妓为尚，引以为荣，责之，恬以强辩曰“需求供给，规律使然”，其可怪也欤！

在我老家的乡下，孩子们放学、假期中除了完成作业外，就是帮助大人下地干活，上山割草。
割草是为了四季煮饭、冬日烧炕取暖。
对那时候的城里人来说，这不成问题。而对于乡下人，这是一种很重要的生存需要。
因此，五六里地外的深山就成了我们这些乡下孩子们劳动的“田野”。
哪山很高，尽管每次攀登都很累，但我们还是喜欢爬上去，伫立山巅。
透过薄雾笼罩，淡云浮动，伙伴们都知道四十公里外、迷茫的山尽处是海。
无知混沌的乡下小子们当然不会知道海的“诗意”，也不祈求海的雄姿和蔚蓝色能够激发我们的呻吟……海的本身对我们来说没有丝毫的吸引力，因为我们知道它不过是咸涩的水，不能喝不能煮饭不能洗衣服。
乡下人是讲究实用的，他们期盼的是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不是诗。
因此，我们眺望的是海边的那个城市，因为这个城市里住着一群城里人。
大人们曾经告诉我们说：这些“兔崽子”们挣的钱比我们多、吃的穿的比我们好，而且看病还不用花自己的钱……他们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人。
我们羡慕他们，但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是乡下人。
这当然不能责怪我们乡下孩子的无知和蒙昧，因为即便是祖祖辈辈山林田野间劳作的大人、祖辈们又何曾想过：为什么我们就该是庄户孙，而别人就该是城里人呢？
在我的印象中，当时的乡下人离开山林田野的方式只有两条路：男孩子上大学，国家分配留驻城市；而姑娘们，最实际最令人羡慕的是嫁给部队连长以上的军官。
说“连长以上”是有原因的，因为按当时军人的规定：连长以上家属可以随军。

　　因直肠癌逝世的麦当劳前任总裁贝尔(Charlie　Bell)，一生可说为这家公司鞠躬尽瘁。但他的早逝偏给“反麦当劳”团体抓个正着，趁机攻击麦当劳速食对健康的祸害，可谓讽刺至极。
　　我并不特别喜欢吃麦当劳食物，然而看了这宗新闻，却是有点伤感，真想说：且让逝者好好安息吧。何必咄咄逼人到这个地步呢？这世界不会因为人们少吃两个汉堡包而天下太平的。
　　贝尔的一生，无疑是商管教科书的成功故事范例。15岁在麦当劳兼职，19岁当上分店经理，27岁升任副总裁，29岁加入澳大利亚麦当劳董事局，43岁任集团总裁兼营运总监，一年后升行政总裁，掌管全球三万多间分店，至44岁病逝。看现代企业文化的发展方向，这类从低层做起的奋斗故事，恐怕快要变成神话。
　　有多少年轻人曾经在麦当劳兼职？也许不过是为了赚零用、交学费、买球鞋，但谁会想到自己有机会变成汉堡包店的掌门人？我可以想象，贝尔一定是不一样的员工。他会比别的员工都要勤快、主动，从不让自己闲下来，又会时常留心顾客的需要，他希望把自己手上的事做到最好，更确切一点，或者是说，他希望事情来到他手上会变得更好。
　　好胜———他的同事都这么形容他。好胜也好，工作狂也罢，他的座右铭是：人生不是彩排。因此，时时刻刻都是正式公演，不能念错对白、走错位，必须全心投入，如果有奖赏，那顶多是演出时的满足感。人生如戏，贝尔的确把握了每一个表现的机会，在每一幕均尽力让自己成为舞台的焦点，直至最后谢幕退场。
　　这样的人生，想想是怎么一回事？除了麦当劳之外，他没空想别的事情，他把自己交给了麦当劳，让自己的人生也麦当劳化了。何谓“麦当劳化”？说来即是速食文化，要诀是快、快、快！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好能大规模生产，多做多卖，卖得多、卖得快。这是麦当劳系统的特色与成功要素，也只有在麦当劳这个着重成效、回应快速的系统，才能出现并造就贝尔这样的经营者。
　　而贝尔的演出，则塑造着这个角色所需要的各项条件。麦当劳系统的带领者，将无可避免有着跟贝尔相近的性格及做事风格，确保这系统畅顺地运作下去。可以预料，若有一天麦当劳业绩严重下滑，那肯定不会是因为反麦团体成功策动全球食客抵制汉堡包，而会是因为经营不善，因为再难有一个像贝尔这样的人，把自己献身给麦当劳。

　　对于我等观球者来说，女子赛事为首选，无他，唯养眼也。每次拿着遥控器不停换频道，遇到男子赛事，至多停留片刻，看自己喜欢的球手状态如何。但是一到美女出场，那就不是停下来的问题了，只恨不得自己当转播员去。因为，每到关键时刻，镜头总是拉得不到位，不是太远就是太近。而且，对于下半身的关注明显不足，对于那些盛装出场的美女们来说，简直是资源浪费。
　　与男子赛事单调的着装相反，女子赛事堪称服装秀。尤其是那五花八门的裙子，或红或白，或紧或松，或长或短，在绿草碧湖的掩映下，吸引力不亚于球赛本身。
　　不过，女人们的裙子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多样的。早期的淑女贵妇们上场，大都以不伤风化为标准，着装严谨，保持肃静，大都戴宽边帽，着及地长裙，一举一动严守妇道。当然，那时没电视转播，她们在树林里是否争风吃醋不得而知。除了在当时闲人们的杂记中偶尔的臆想，正式的记录少之又少。
　　和前辈们比起来，现在的场上美女得面对无时不在的镜头，她们不敢轻易抛媚眼，但是也自有绝招———裙子。除了几率极小的国内赛事中还看到女选手穿长裤外，国际大赛中，你几乎只能看到或修长或粗壮，或白里透粉或黑中带红的美腿上，挂着些许布料。
　　当然，卫道士们会说这不符合高球的着装要求，但是这不防碍他们斜眼偷看。毕竟君子好逑古而有之，不分中外。而且潮流所至，无坚不摧，再严格的俱乐部，现在也极少限制女人穿短裙下场了。
　　去年的国际女子赛事中，美女们的着装虽说千奇百怪，但下半身的裙子倒是一致———艳和露是两大秘诀。区别只在长短。纯情如朴垠芷者，虽说有东方人的羞涩，但这并不成为其不露美腿的理由。
　　更不用说风情万种的古尔比斯了。这位被美国《男人帮》评为最性感高球运动员之一的野性女子，除了在场上露腿挺胸之外，还忙里偷美，让该杂志拍了无数写真照，堂而皇之登上封面。而她的裙子，已打破原来规定的19英寸长及膝盖的传统，只到大腿根部了。
　　这与英国某学者的研究相符，这名无聊的学者竟用了近10年的时间，研究女人的裙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其结论是，裙子的长度与经济发展成反比。也就是说，经济越发达，女子的裙子越短。用在高球上或许也适合，那就是球打得越好，裙子也穿得越短。

世界很繁华
阳光很明媚
一个人走在大街上
看着身边擦肩而过的人群
突然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
你——寂寞吗？

我寂寞吗？
四周的人群望向我
同样的目光，同样的口吻
一直
一直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
别说你不寂寞
别说你不寂寞
别说……

　　尽管为了《天下无贼》能够“顺产”，冯小刚在电影局的辅导下费时5年、数易其稿，公映之后却还是没能完全摆脱被指摘的命运。有媒体报道，兰州一位13岁的小偷被抓后交代，看了《天下无贼》之后，他才下决心要做一个“贼王”。而兰州市的几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便据此提出建议，要求有关部门对《天下无贼》发出“禁播令”。善于搞事儿的凤凰卫视索性以电话连线的方式，把提出建议的政协委员和冯小刚导演拴到一起对簿荧屏。虽然政协委员澄清说，他们要求的只是电影分级而非对《天下无贼》的“禁播”，但以冯导从始至终的严肃和谨慎判断，类似的反应和指摘，还是让他颇为紧张。
　　对文艺作品进行类似的解读，在我们的身边素有传统，而且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也有着不小的“杀伤力”。况且《天下无贼》对贼人贼术的表现尽管已经虚化，但其举止行状的洒脱和神奇，却还是颇有几分“魅力”，对于少不更事的少年而言，未必不会形成诱惑。在这一点上，冯导尽可辩解，却未必能够服众。
　　不过应该提醒的是，上述“邪恶魅力”的产生，其显因在于影片以各种手段进行的精心表现，而其潜在也更本质的成因，则在于人们对那一边缘人群的特殊生存方式的普遍好奇和想象。就人类的普遍社会心理而言，逾越、挑战社会既有秩序的冲动几乎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在绝大多数人的常态生活中，这种冲动大多以好奇和想象的方式存在，并在文艺作品的观赏过程中，得到宣泄和代偿。这也就是表现边缘人群特殊生存方式的作品，在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欧洲自古就大为流行的骑士故事、侠盗传奇，在好莱坞电影中占有极大比例的西部片、黑帮片，及在中国长盛不衰的武侠小说、江湖传奇，虽然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千姿百态，但其基本的心理基础却是殊途同归。虽然在当下观众、读者的价值判断中，各类江湖人物自有正邪之分，但在故事发生的当时，这些江湖人物莫不是以对既有社会秩序的挑战，而呈现其英雄气概或“邪恶魅力”。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百姓而言，对社会既有秩序的“出轨”冲动，可能因某一文艺作品的“激活”而显在地表达(而非实践)，却不会因类似作品的被禁而消失，反之亦然。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还不曾出现过因侠盗小说流行就盗贼蜂起，或因查禁严格就“天下无贼”的时期，似乎可以佐证上述的说法不错。
　　当人们的某种心理需求客观而且普遍地存在时，自会寻找一切可能的途径和载体以求共鸣和代偿。现在已被奉为“红色经典”，不久前还因为改编得不够严肃而使改编者饱受诟病的《林海雪原》，在文艺作品空前“纯净”的“文革”时期，却是以“黄色小说”而在知识青年中广为传阅的。若干知青回忆文章中，都有相似的细节：一本在无数知青手头流转的《林海雪原》，总是描写“小白鸽”的那几页被翻得最黑最烂或者索性消失不见。这部“红色经典”在那个特殊时期的尴尬遭遇，足以成为研究文艺作品与其社会影响之间关系的经典案例。
　　当然，以上的所有说法，都不意味着否定不同价值取向的文艺作品，对社会可能形成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因此，一切诲淫诲盗的作品都不在以上的讨论之中。而值得庆幸的是，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健康发育的社会都有着自发而有效的校正功能、社会舆论，甚至市场认同，大都可以构成对文艺作品的价值取向及表现尺度的有效约束。好莱坞每年数以千部计的电影作品，堪称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真正被市场所接受并对社会形成影响的所谓“精品”，却极少溢出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并已在事实上成为这一主流意识形态最具象最有效的表达和传播方式
　　具体到《天下无贼》，被冯小刚反复强调的“劝善”主旨，显然与社会主流价值高度合拍，绝大多数观众对“贼王”的洒脱和神奇，也不过是停留在“观奇”心理而已，更多的则是为“二王”的转变而欣喜和感动。即使有极个别人受“贼王”的诱惑而跃跃欲试，我们也应该相信社会的主流价值对这种冲动的无形约束，和法律惩罚的有效吓阻。强大和自信，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人如此，一个社会亦如此。一个儿童的模仿行为，就导致对一部影片的否定，中国社会主流价值的自信，不该———似乎也不致———如此脆弱

　　也许你心怀壮志，决定到伟大首都去寻梦，憧憬成就自己，但英雄困顿；也许你逃避贫穷，愿意前往繁华都市，寻觅生计，而劳作辛苦；甚至也许你无力回天，依着活命的本能，在北京的街头翻捡垃圾，磕头行乞……这一切，在一些人的眼里，是值得用大都市当有的胸怀去包容接纳的部分，而在另一些人的眼里，却是消耗了城市资源、扰乱了城市秩序、干扰了“城里人”的生活，所以须用“准入门槛”挡在城市外的盲流。
　　北京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张惟英提出“对外地人进京实行准入制度”的建议，就是表达了后一种认知的观点与逻辑。在迁徙自由已成文明常识与人权共识、户籍壁垒屡被诟病冲击的现代社会，这种居然要求将首都变成“外国”、进京还得“签证”的倡议，不仅会惊诧友邦，显然也是要激怒国人的。虽然我们坚决捍卫张委员表达自己观点的言论自由，但从因此引发的网络争论来看，常识并未普及，偏见依然盛行，甚至张委员近日还声称，北京市政府也同意其观点——对此我们当然有足够乐观保持怀疑，所以我们还要以同样坚决的姿态，反对这逆历史潮流的“进京准入”谬论。
　　谬论之一，在于张委员之所谓“北京资源稀缺”，“不能13亿人都来北京”。
　　稍有历史记忆的国人想必都还记得，在城乡壁垒森严、人口流动艰难的年代，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保持稳定”、“强调管理”，然而壁垒一旦被突破，流动日益汹涌，稳定并未支离破碎，管理也未捉襟见肘，真相一旦展现，理由被证明不过是个借口。人口集中问题更为严重的韩国汉城、日本东京，从未以资源为理由来限制过人口迁入。倘若北京感觉资源吃紧，只怕首先应当从政府的资源经营配置能力，以及全体北京市民的资源消费方式上去寻找症结。揪住外来人口——依照张委员的说法，还只是外来人口中的低素质群体——增加的资源消耗不放，难道不是本末倒置、因小失大？如果不是见识狭窄，只怕倒有混淆视听之嫌了。更何况，各种层次的外来人口，恰恰使得城市资源得到了尽可能充分的开发、尽可能合理的分配。而如果我们承认户籍制度并没有先天的道德基础，那又凭什么判定这“稀缺的资源”只配某些人享有，而某些人又不配享用呢？
　　谬论之二，在于张委员之所谓“这些人素质比较低，长期没有工作后，往往会铤而走险，给社会治安带来不安定因素”，以及“北京很多管理混乱的地方就是由这些人造成的，比如说收废品、恶意乞讨的，他们的存在确实损害了北京市民的生活”。
　　乞讨者有多恶意我们不便妄加评论，但我们实在不知道，“收废品”者在张委员眼里何以竟会成为“损害北京市民生活”的罪人？如果是因为嫌他们衣着褴褛、脸手污黑，那么那些建筑工、环卫工、管道工是不是也要一律被斥为“市民生活”的累赘？我们更无法明白，对付“铤而走险”，为何不从加强社会疏导和治安着手，反倒打算采用“鸵鸟政策”进行自我屏蔽？名之为“鸵鸟政策”还是客气委婉的说法，本质上这与“群体清理”又有何区别？
　　谬论之三，在于张委员解释说“准入其实不是绝对的排斥，只是想对希望来京长期居住的人有一定的控制……其中包括工作绿卡、经济调控等多个手段……比如适当提高北京的生活成本”。
　　准入当然不是“绝对的排斥”，以为只有“绝对的排斥”才当被抨击，这显然是张委员对于批评意见的低级误会与侮辱。公正平等，如果在设计上首先就有了三六九等，在操作中就必然要走向邪恶。而且张委员所谓的“工作绿卡”、“经济调控”、“生活成本”等等“相对排斥”，在北京本已是事实——就业的艰难，房价的高企，已然是一番“长安大，居不易”的写照。生存压力之下，黯然离京还乡者也大有人在。这何所为而来，又何所为而去，逻辑明了而秩序井然，早在上世纪“闯荡上海滩”的历史里就有了先例，何能被张委员斥为“无序流动”呢？倘若需要进一步人为强化工作绿卡、抬高生活成本，张委员又何以自辩自己不是希望借用“行政手段”呢？倒是张委员的提议，激起部分城市居民的“共鸣”，从此城市里的“相对排斥”，多了冷漠、白眼甚至是仇恨，不知是北京之福还是北京之祸？
　　北京只是中国众多人口集中城市之一，张惟英委员也只是这众多城市里众多不满于外来人口冲击的市民之一，依照张委员的观点与逻辑，只要各大城市以之为榜样，可以想见一个社会融合开始倒退、城乡重新分割、群体心态对立升级、城市活力减退、自由戴上镣铐、公正蒙上头罩的时代正在阴险袭来。这其中种种歧见、偏见与短见之下的谬误便可现形于天日。对此，有人说，你怕北京乱你离开，他不怕北京乱他留下来；还有人说，实现公正，哪怕天塌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