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纳斯达克上曾经光环耀眼的“前程无忧”瞬间崩塌，如果不是百度与8848唇枪舌战互相告状不正当竞争，刚迈入2005年的中国互联网恐怕会显得寂寞异常。
　　和讯网总裁谢文2004年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互联网静下来，就表明大家都在理性地做事。”如今看来，互联网产业理性仍显不足。
　　原本不忧前程的“前程无忧”(51job.com)，如今市值下跌超过百分之五十，在美国遭受投资者的集体诉讼，其原因很简单：中国高科技初创企业着急套现，却没有与之相应的业务发展和财务规划体系。作为一个有着国际资本背景以及国际公司运作实际经验的企业，51job在这次事件中吸取的教训就是：纳斯达克的游戏规则就是透明而实在地做事。
　　而百度与8848的事件早已埋下伏笔。1月初，8848在其页面上推广了一个叫“mysearch”的插件，将许多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同时放在8848的同一个页面上，并隐藏了百度的搜索广告结果，这让百度大为光火，欲提起诉讼告8848不正当竞争。如今，8848言之凿凿称百度恶意攻击也似乎“合情合理”。8848的人甚至这样说：一群黑衣人堵住了一个庞大的集贸市场的大门，商户无法经营，买家无法进门———互联网上的暴力血腥手段如此上演。
　　经济学家吕本富说：“对于一个原本就没有规则的行业，不打官司怎么建立游戏规则？”
　　由此看来，我们必须清醒认识谁在其中最终受害？首先，百度和8848都认为自己是业务和声名的受害者；其次，那些依赖百度搜索的加盟企业平白无故充当了“刽子手”，这样最直接的受害便是网民的信任；最后，重要的是失去了网民对整个互联网产业的信任，他们在8848上的经济损失可以得到回报，但是他们对于再度使用网络产生了怀疑。
　　回望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历史，正如去年9月中旬互联网协会秘书长黄澄清在“三大门户自律联盟成立大会”上所说：“中国的互联网就是在吵吵闹闹中发展起来的，从最初的无序竞争终究要回到理性的自律竞争。”
　　2004年之前的“三大门户”，由于业务和模式的趋同，总是在“状告与反状告”、“抄袭到反抄袭”、“欺骗与反欺骗”的“口水战”中循环。
　　直至2004年8月，搜狐的彩信被中移动叫停一年，此惨痛事件发生之后，“三大门户”才终于意识到：大家是“连根草”，是纳斯达克上要涨一起涨要跌一起跌的“难兄难弟”。一笑泯恩仇，三大门户的老总越走越近。
　　打完官司之后是需要思考的，不是如何再弄些小动作去害对手，在这个新秩序体系下如何才能更好更公平地发展，张朝阳说：“以后谁也别想再‘玩’互联网。”

   2005年伊始，原本是话题中心但与大多数人关系不大的ｂｌｏｇ有成为大众消费品的趋势。1月11日，微软公司提供的ｂｌｏｇ服务ＭＳＮ Ｓｐａｃｅｓ宣布在全球它的用户突破150万。博客中国宣布收购ｂｌｏｇ托管服务提供商博客动力。在1月5日博客中国举办的2005年“博客发展趋势研讨会”中，虚拟空间的所有代表，门户网站、传统媒体、草根主义精英、高举革命大旗的投机分子、风险投资者，都试图在贴着ｂｌｏｇ标签的瓶子里装入自己的东西，尽管对于ｂｌｏｇ的中文名字叫什么至今尚存争议。

美国的网志革命

   《时代》周刊记者克里斯·泰勒甚至试图定义ｂｌｏｇ在历史上的地位：    “电台统治了30年代，50年代是属于电视的，在未来某个时刻，历史学家们也许会认为21世纪是属于ｂｌｏｇｇｅｒ的。”

   网志在美国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除特定用语外，下用网志代表ｂｌｏｇ）。美国历史学家也许会把网志的黄金时代从2004年算起。在美国权威词典韦氏词典的网站（Ｍｅｒｒｉａｍ－Ｗｅｂｓｔｅｒ．ｃｏｍ）上，2004年搜索最多的是ｂｌｏｇ这个词的定义。《时代》杂志年度人物虽然放弃ｂｌｏｇｇｅｒ（网志作者），选择了布什，但该刊还是写下“关于ｂｌｏｇ我们知道的十件事”。而ＡＢＣ新闻网“今晚世界新闻”则将网志族群（Ｂｌｏｇｇｅｒｓ）选为年度人物。

   Ｐｅｗ是一个研究互联网对美国社会的影响的机构，他们最新公布的“网志现状”报告显示，截至2004年底，7％的美国互联网用户，或者说800多万人曾发布过网志。有27％的网络用户成为网志的基本读者群，相当于3200万人曾阅读网志。12％的网志读者会张贴自己的评论。

   在美国，网志有力地介入了现实生活，从政治选举、舆论态势、公司伦理到版权规则，无所不及。Ｐｅｗ的报告显示，大约9％的网络使用者在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阅读政治网志。

   霍华德·迪恩是网络改变政治的典型例子。一年多的竞选动员让他从默默无闻到直逼民主党正式候选人，其中网络功不可没。

   迪恩设立的竞选网志，不断更新他的活动和言论，每一条网志大约有上百条评论。他通过网志直接和选民对话。他的网站的访问量和白宫网站的访问量相当。迪恩还通过网络实现了政治捐款。在美国选举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候选人把一百美元以下的小额捐款当做筹款的主要来源，但迪恩筹集的数千万美元，绝大多数是通过网站实现的小额捐款的累积，平均捐款额是77美元。

　   广告总是向人们布下亦幻亦真的天罗地网，将尚存希望、怀抱追求的心统统囊括在内。并且，它还能尽情创造诱人的想象空间，让最私秘的话题逐层剥去束缚，在人们的意识上暧昧地裸露。这种思考方式，被戏称为“发散性思维”。
　　一个分别主力热销大单位和小单位的楼盘广告当时是这样推广的：“男人和女人都喜欢大的；但是，有些人还是喜欢小的。”再来看看另一个楼盘开盘时的巨幅彩色广告：粗糙的牛仔裤裤链拉开，露出香艳女士内裤的一角，寓意“开盘”了。
　　广告商意在制造的弦外之音明白不过。楼盘、汽车、口香糖、红酒、雪糕、手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和情色或欲望扯上关系的。人们也大多相信，只有被赋予性暗示的话题才有足够的爆发力，才能直接吸引公众最本能的眼球。
　　但是，广告商们请注意啦。一项家庭频道资助的研究表明，色情不能促销，只能勾魂而转移注意力，观众较少能回忆起在色情节目中所做的品牌广告。
　　美国爱荷华州州立大学研究攻击和暴力的学者Brad　Bushman说：“如果你是广告商的话，任何降低观众注意力的东西，都是不好的。”他的研究结果早在1998年就吸引了他现在的资助者———Paxson通信公司，后者旨在提供更少暴力、色情和粗鄙语言的节目，并在实验中用中性节目。
　　他分别在中性、暴力和色情节目中插入九个相同的广告，并放映给324个人观看。中性节目包括受一家大小欢迎的《宠物奇事》、《袖珍相机》，暴力节目部分为《La　femme　nikita》和《世界摔跤联盟》等等，《Howardstern》则是被选定的色情节目。色情或暴力节目的观众看后能立刻成功叫出两个插播的广告品牌，看中性节目的观众则为三个。尽管一天后回忆有所增加，但比率相关不大。他表示，色情或暴力的思想与情绪，或简单的体力刺激，都在争夺观众的注意力和记忆———我们的记忆处理加工能力有限，如果某个东西从来没有在你的记忆中编码，你将无从记起。
　　对此，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却有大相径庭的看法。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记忆研究员Elizabeth　Loftus评论道“这是个合理的解释”，其他一些人却并不信服，阿拉巴马大学广告学教授Tom　Reichert表示：“我怀疑广告商会否认真地对待这个结果，别忘了，如果观众们不看中性节目，为什么还要在这些节目中做广告呢？”

　　每只动物都有一个名字，以气味作标示。人类也曾有过，据说，世界上最性感的气味是处于排卵期的女性自然分泌的汗液。有好事者做过这样的试验：选择20位处于不同生理周期的女性，洗浴干净，穿上新鲜的衬衫。一天后，让男性来判断哪件衣服更“迷人”，结果被选出的大多是排卵期女性所穿。
　　仍然是据说，自父系氏族社会到来后，女人开始善于隐藏自己的排卵期，以便使雄性无法分辨究竟是哪次交配造成了孕育；后代到底是不是自己的，由此而变得难以捉摸。
　　如今人类的嗅觉早已失敏，自然体味就不再是语言；另一种远为简单的符号出现：香水。但香水说来说去，无非是成熟／单纯；运动／浪漫等一组组概念。只有体香最富有魅惑力。娇兰的“快乐”号称世界上最昂贵的香水，混合新鲜玫瑰与茉莉。但代价更高的香水来自一个变态杀手———他单单选择少女下手，窃取体香制作香水。
　　还是据说，野生动物公共活动区域大多有一个“信息点”，动物们以气味、爪痕发放和获取信息，一位动物学家这样描述：每只动物很注重到离他行走路线不远的信息点上去看看，为的是了解一下最近有谁来过，就像一个人到了常去的俱乐部会查查来宾登记一样。那些消息，翻译成人类语言，无非是：一只野狼流窜至此，刚刚咬死了白房子的那头老母牛。诸位狗兄狗弟注意了，提高警惕，保卫牧羊！
　　吾家虽居闹市，但猫口是人口两倍，动物密度远高于非洲大草原，可称为“半野生动物聚集区”。我曾努力寻找家中的“信息点”，找到时却无比沮丧———因为那就是我自己。
　　猫们习惯于守在门口鞋柜上，将刚刚外出归来的我闻个仔细。超市和麦当劳的气息是它们的最爱：嘿，板烧鸡腿汉堡的味道，怎么，这次她没带外卖，吃光了才回来？青草香，对于流浪过的两只猫来说，有点恐惧有点爱：这是我们幼年生活的花坛的味道，不知道那地方现在怎么样了？有一种气味猫猫闻得最仔细：其他猫的味道。它们会不满地大叫：有我们四个还不够？
　　与人相比，猫在气味上相当霸道，用头蹭，用爪子磨，一定要把自我的气味留在喜欢的每个角落。不久前，听说有宠物公司研制“猫用香水”，实在想不通这些香水配方如何，也许是：前调，鼠的臭腺；中调，海洋鱼；尾调，猫薄荷的淡淡清香。
　　大部分人用香水猫都不喜欢。有人说“一生之水”是非常难得的不让猫讨厌的一款，但依我家四猫的反应来看，猫猫喜好不同。小咪喜欢LAUDER的那款“Pleasure　for　man”，小树熊极度讨厌任何香味，其余两猫不置可否。

　　据说一个社会总能找到两条线索，一是对所谓“高雅”持续怀疑，把它们视为精英的和反生活的，叫“八卦”，另一条，则是对“庸常”生活时刻审美，叫“文化”。还说，为避免掉入“八卦”的泥潭，须找到“文化”的脊梁。按图索骥，我们为“杨翁恋”找到了几根散落着的脊梁骨。
　　作家朱文发现“长江晚报”一则“家有恶猫”的八卦背后有着更复杂的机理，于是写了个短篇，叫《老年人的性欲问题》，作者认为，在时间的河流中生物品质不可抗拒的败坏和磨蚀，社会道德无所不在的约束，给老年人的性投上了浓重的阴影，能够正确对待的往往只是少数一些睿智达观的人，“他们完成了对生命本质的最高认识”。
　　在这篇纯虚构（包括写作动机）的短篇的开始，作者提醒读者，这是小说，不是社会调查。但从阅读效果看，刚好相反。
　　史上把性写得最直接的小说，评论家们认为，是波兰人贡布罗维奇的《费迪杜克》，虽然书中没有一处直接的性爱描写。贡布罗维奇被称为“高雅文学的现代派”。和所有写性的、有追求的作家一样，“性”只不过是贡布罗维奇的一个幌子，他真正想说的是“我”，所以在《费迪杜克》里，那个变回小学生的成年人坦白了自己难以启齿的欲望。
　　关于这个幌子，还可以从他最伟大的作品《日记》中得到验证，在写下“星期一，我。星期二，我。星期三，我。星期四，我。”这个著名的开场白后，贡布罗维奇才在星期五的日记中写下自己对刚刚从报纸上读到的一则消息的思考——对波兰文化里的“我们”做义正辞严的辩驳。
　　在高明的文学家那里，“性”往往是对大一统的“我们”的嘲讽，是作者“捍卫自我疆界”的幌子，和记者这个行当不一样，更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把“文化”作为“八卦”的幌子。一位日报记者，在那幢日夜有保安看守的两层楼别墅外逡巡多时后，在得到清华大学对外宣传部周姓老师的“杨教授说了，不会接受任何访问”的回复后，表达了自己的幽默，我也只不过想请杨老先生做一道最简单的选择题：“我”还是“我们”？
　　实话说，这位同行的困惑远不及我们编辑部的实习老师。在花了两天时间扒下挂在网上的所有“杨翁恋”的资料后，她很失望，之前她宣称一定要在这些八卦里找到爱。这说明，有一些爱被我们忽视了，所以没有到达公共领域，实习老师最后安慰自己说，一定是在他们的秘密邮件里，这也说明，“杨翁恋”还有八卦的空间。在82岁老先生身上发现爱，这符合实习老师对温暖新闻的定义。
　　贡布罗维奇的“我”，实习老师的“爱”，这样的主谓结构让人有补充上宾语的冲动，像孟京辉的话剧《我爱×××》里为马雅可夫斯基补充上的那些连绵不绝跌宕起伏生生不息的宾语。实习老师补充说，万物都可以爱，都可以被爱，包括82岁的杨老先生，当然也包括28岁的翁帆小姐。“这份浸透万事万物的湿润，就是幸福。”
　　更重要的是，2004年岁末的这条“八卦”为我们打开了一位82岁老人的人生历程，出行、游吟、回返，这也几乎是近代中国所有知识分子移民的精神历程。他们行走东西边界，倾听20世纪人类的浩大叹息，他们发现了“我们”的精华和糟粕，如同他们自己身上的精华和糟粕。也许没有比35岁的杨振宁在1957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上的那句感言更能回答那位日报记者的选择题了——“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

　　这个自称“只是在适当的时机，一个正确的时候，说了一些话，一些让人比较触动的话”的人，不管其动机如何，亦不管他的话能否触动得了那些实质性的东西并使之发生改变，他激起我们普通百姓心里强烈的共鸣，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体验和感受却是不容置疑的！他“教”我们要敢于也要善于质疑所谓的主流，至少也告诉我们要敢于也要善于以不同的视角去看待正在改变或者影响我们这个社会的那些人、那些事！因为这世界上没有谁掌握着绝对真理！
　　引起这么大风波的观点是否能够对正在进行的国企产权改革有所影响？我们是不是应该给这样的思路一次机会？谁能够保证“主流”的就一定是好，非“主流”就一定不行了呢？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是改革中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对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的处理则又是考验改革者智慧与胆略的问题。
　　将来是主流的，现在也许不是！将来不是主流的，现在或许是！谁说得清呢？

　　出租车司机高海军因急送一名临产孕妇去医院而连闯红灯。目前，他面临着交通处罚。北京市宣武区交通支队法制科解释说，即使是因送临产孕妇闯红灯也应受罚。除此之外，高海军还将受到公司处罚。一般情况下，公司处罚是在交通队处罚基础上再加罚20%。
　　显然，当这类案例越来越多之后，再让“法律”和“道义”对立而居，再让善良的“道义”来承担“法律”的处罚后果，往小里说是对“道义”的无情打击，不利于助人为乐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往大里说更不利于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曾经在朱茂文先生一篇感人的文章里，读到过一个发生在国外的案例：一个母亲因为贫穷偷食物给她的孩子们吃，结果被起诉。法官判决说：“这个女人因盗窃有罪，判罚XX元。而在我们的社会里居然还有一个母亲需要靠偷窃来养活儿女，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因为我们的冷漠有罪，每人判罚一美元。”并第一个站起来，掏出一美元放在法官桌上。在场的每一个人都震惊了，人们自发地排起长队，交出了让人终身难忘的一笔罚金。
　　现在，我们只知道处罚一个闯红灯的司机，却完全不顾他这一行为前面伟大的“善”。我们的“冷漠”难道就没有罪吗？当然，“善”闯红灯所面临的难题，并不是一个聪明的“法官”足以解决的，关键还得靠专门的法律条文来解决奖赏型制度供给不足的难题，既要保证公共秩序更要维护个人权益。

　　冥王星的地位问题不得解决的话，太阳系是咋回事就说不明白。太阳系在银河系的靠边儿的位置，也许在涡旋臂上，而银河系这类大烟花，在宇宙中大概有1亿个之多。托勒密研究星空之真相，但是以扮演星相专家为生。天文学家们认为，星象学重新兴起是20世纪的耻辱。加州的帕洛马尔，即卡尔维诺以之命名其小说的那个天文台，有世界上最大的5米直径的天文望远镜，可以观测的空间容积大概仅占整个宇宙的1/10000。据普遍相对论，宇宙就其整体而论是一个均匀的四度体系，是一个有限而无边的多维球。
　　现在的宇宙膨胀，是宇宙驱力和万有引力不再平衡的结果，使远方的星辰退去。哈雷彗星的如期回归，证明牛顿的理论比较正确。对其他好多数据的审计结果，表明爱因斯坦非常正确。但是如果爱因斯坦错了，现有的天文学就完蛋了。从数学、哲学和神学的角度判断，他错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人类之科学研究就像极其不可信的抽样调查。
　　各位同学，上帝太驴了。
　　多年以来，我一直觉得真正美妙的生活是这样的：在南半球航海，观测南天之星斗。在唧筒座下面擒获八爪鱼，在御夫座下面俘虏女黑奴。我使用六分仪啊，我穿着八分裤，我驾驶纵帆船啊，我拎着滑膛枪。
　　可惜《大航海时代》属于我最讨厌的RPG类游戏，如果是即时战略类的话，我倒乐意去做南十字星座下最无耻的海盗。
　　总之，尔等谨记，世界秩序是这样的：原子，分子，精子，睾丸，我，樱花街，朝阳区，北京市，华北，中国（含台湾），亚洲，地球，太阳系，银河系，可探空间，宇宙，正反宇宙。

　　“其实我也是有点幽默感的。”周星驰曾经这样替自己辩白，这本身就是一种滑稽，却也揭开了这位让亿万人笑得肚子疼的喜剧演员的另一面。
　　人大的学生用乡民般的热情，欢迎表演艺术家周星驰来讲述他的电影艺术、成才之路。据说要想挤进讲座现场，得使出如来神掌、蛤蟆功等功夫，而星爷的出现却让大家略显失望：他太瘦小了，而且憔悴。
　　一开口，星爷的谦和更让人们吃惊：“我其实是来学习的。”不是大师，不当老师，这是他摆明了的态度：“我不是来讲课，我没有这个资格，我不是什么教授，也不是什么大师，难得大学生喜欢看我的电影，那么我就要多多跟他们沟通，起码可以多了解现在学生们的想法和喜好，这样对我以后的电影创作会有很大的帮助。”
　　人民被感动了，不依不饶地将“大师”和“老师”的帽子往他脑袋上扣，越不想要就越给，拦也拦不住。最后，他头顶人大商学院客座教授的头衔绝尘而去。但以后他恐怕很难出现在人大的讲堂上，更不会跟商学院的学生探讨商业管理问题。
　　除了见诸报端的报道，周星驰与学校领导的一番对话显示，这次学术之旅完全是鸡同鸭讲：“我们人大的校徽在某某调查中被选为最受欢迎的校徽。”“啊，设计很简洁。”“是三个人。指人民、人本、人文。”“不懂啊，请再说一遍。”“三个人——人文、人本、人民——人民的大学。”“啊？人本？”“以人为本。”“人文？是文化的文吗？人的文学吗？……可以解释一下人文吗？嗯，我的普通话不太好。”
　　如此难以对接的语境下，他为什么还要冒这个险呢？
　　在我看来，星爷是以此向那些曾经慢待过他的人叫板。多少年了，他的姿态一直放得很低，低到人人都够得着。他可能是个茶餐厅伙计、一个死跑龙套的、一个杀猪佬、一个大陆来的表哥、一个便装警察，他也有可能衰到被所有人骗，被所有人践踏得口吐白沫；倒霉到吃口馒头都咬不动，只有拿块石头敲，结果石头碎了。
　　如今，尽管外表恭谨虔敬，骨子里却是吐气扬眉的得意。《少林足球》让他拿到了多少年都不稀罕他的金像奖，从此他开始将积累多少年的隐忍和不得志拿出来套现：谁都可以搞轰轰烈烈的首映典礼，但没有人敢像我周星驰这样，可以通过在大学做演讲来为首映加温；谁都可以炒作自己，但没有人能像我周星驰这样，只是淡淡地说一句“其实——我只是一个演员”，别人就把我当成《论演员的修养》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对于电影来说，你认为自己是成功者吗？”有人这么问，正中星爷下怀，他非常肯定地答道：“不，我只是尝试者。”
　　他并不是不知道，尝试者是个更高级的字眼。

　　我注意到几十位名人发出的《甲申文化宣言》，用了中国人的传统纪年——甲申年，而不光是国际上通用的公元纪年。那个公元纪年多少和西方人的宗教有点瓜葛。我觉得自己大概还没有真正理解这个宣言的深意，只是粗枝大叶地约摸出，他们的态度是，中国人还是要走自己的路。这个态度自然不错，不过对普通人来说，更有意义的是怎么做，也就是操作性问题。宣言大概限于篇幅，无涉操作性，大致上是个表态，点到为止。既是前辈名人，又不涉操作性，别人难免猜测。好在现在和过去不同，可以批评争论。一些学者提的批评很到位，问了一个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问题。在民间，有年轻一点的人，提倡读经、穿民族服装。这一提倡就不仅是表态，而是操作了。反对者说这是蒙昧，是误人子弟。如此泾渭分明的对立意见之共存，是最近二十多年来的最大进步，说明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逐渐开明的社会。普通人在听了两边的意见困惑莫解时，至少知道自己是有选择的，并不是非做什么，又决不可做什么。
　　有个大家长期来都接受的、不证自明的道理：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有糟粕和精华，我们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若说探索是人的天性，那么懒惰苟活也是人的天性。环境不让探索，人们就只好懒惰。这就是我们说了几十年的精华糟粕，结果回头看，还老是要吃后悔药的原因。我们是否可以这么问：谁来给我区分精华糟粕？怎么区分？如果我认为是精华的，他认为是糟粕，我该怎么办？
　　我想，这个问题是对普通人来说有实际操作意义的问题。
　　区分精华糟粕要有学问，所以把专家学者请来。专家学者说，要回答好这个问题，必须允许对精华糟粕，进行一番探究。这个道理好理解，你只有探究了，才可能知道它是什么。梨子的滋味不是要吃上一口才知道吗？所以，二十多年前，有些专家学者提出了“读书无禁区”的口号。我认为，文化人的这个口号，是真正可操作的有用的文化宣言。
　　我们又发现，如果让专家学者来区分精华糟粕，问题是，他们的意见往往不一致。这时我们发现，选择多了也有苦恼，就是得自己动脑子、懒惰不得了。自己得作出判断、选择，然后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我们很快发现，精华糟粕之分，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并没有单一标准。就说读经，如果读经能救国救民，中国人读了上千年了，怎么没有读出一个强国来？如果不读经能救国，其实不读经也至少半个世纪了，其中糟的时候不见得比读经时代好多少。反对外来异质文化的入侵，更是一笔难算的账。不信你试试，早晨起来看看你眼前的物件，如果认准是洋人发明就排斥不用。然后你看看生活会不会更好一点，中华文化是不是会因此广大一点。至于民主、科学、理性这样的概念，听起来似乎简单，做起来却都有一个特点，都要允许不同，甚至对立的看法并存，不是单一的。只有把他们束之高阁当神供起来的时候，它们才是统一的。
　　可见，宣言也罢，读经也罢，学科学也罢，都是专家学者们给出的不同方案。而对普通人来说，自己给自己作出判断，将是不可避免的个人责任。为了自己作出好的判断和选择，一个必需条件是，我们需要开敞的信息渠道、开放的精神状态。